Scribblers

　　《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最初出版于1971年，那是经济学界长达40多年的一场伟大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场战役曾经令许多经济学家扬名立万。

　　这场战役是由凯恩斯、凡勃伦等人打响的，他们向以自由放任为主要倾向的古典经济学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即有外部性），竞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自由竞争下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总之，自由竞争的市场会出现“失灵”，为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一股“新经济学”潮流，他们尤其发展出了帮助国家控制、管理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芝加哥学派起而与之进行辩论，他们被本书作者不恰当地概括为“新新古典主义”（因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是新古典主义）。他们回击了新经济学对于市场失灵的批评，论证了自由竞争、产权和小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和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主义及其盟友是经济学的主流。支持市场竞争的经济学家则在经济学的边缘努力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与前者展开激烈的论战。到70年代，他们的理论已经成熟，而西方的“滞胀”则给了凯恩斯主义以沉重打击。于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及后来的供给学派则开始被更多的决策者所看中。他们的纲领很简单：让市场竞争更多地发挥作用。

　　回头来看，这场经济学的战役，并不完全是一场围绕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讨论，相反，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思想内涵，它是一场思想论战，即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及非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一场严肃辩论。因而，那些经济学流派呈现出“思想学派”的特征。本书所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具有一定的“思想家”色彩。他们关注的是超越于经济之外的政治问题、观念问题、法律问题，甚至道德问题。他们不仅试图影响人们看待“经济”的方式，更试图影响人们观察政治、社会的方式。

　　不幸的是，从那以后，经济学家们却越来越变得专业化，也即琐碎化，他们对于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因此，作者在过去两次对本书进行修订的时候，曾经试图寻找新涌现出来的经济学中哪些人有资格得到单独介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人能像第一版的那些任务那样在经济学的各个方面都拥有优势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第二版序言，第9页）思想还是模型？

　　最近的30多年，之所以没有涌现出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变换了。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学作为向读者表达其思想的‘语言’”（第303页）。

　　这一时尚的始作俑者大概属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分析基础》中，保罗·萨缪尔森为摆脱早先经济学‘不精确’的用词传统，而运用数学模型来阐释经济政策建议的有效性。诺贝尔获得者名单还促使了数理经济学的崛起并成为经济学的前沿。”

　　但这样的前沿，可能正在毁灭经济学本身。经济学家对现实的兴趣越来越淡漠，他们热衷于罗纳德·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数学与经济计量模型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学系的学生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训练解题技巧和建模技术，他们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经济学知识和思想，及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的训练。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幻灭感与愤世嫉俗（第304页）。

　　至于普通人，对于经济学也敬而远之，因为，高深的数学方程，使得经济学无法用正常的知识来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读得懂的，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哪怕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却已经不会在不用高等数学的前提下进行写作了。他们也不屑于写作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文字；他们也不敢，因为那样，他们会被视为异类，就像当年哈耶克的遭遇。

　　然而，经济学的这种模型黑话是必需的吗？

　　从经济学家自身利益的角度看，黑话尽管可能使他们丧失广泛的读者，但却有可能使他们获得某种权力。以前经济学家也会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但他们使用的是普通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和正常的逻辑。因而，只要是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人，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建议的要害所在，从而予以明确地支持或反对。今天，宏观经济学家们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则会罗列大量的数据，建构复杂的模型，使用外人难知其奥秘的术语，给他们的建议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使得普通民众———或者说知识分子———根本无从支持和反对，这使他们的建议几乎不会遭到有力的反对。即使是反对者，也不过是另一群利益有所不同、但说着同样的黑话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神秘的数学模型本身，似乎就能使普通人丧失批评他们的勇气，尽管他们的建议也许不过是两百年前的谬误的重复，但数学化、模型化之后，却似乎显得科学、可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可以比较方便地垄断经济政策的建议权和制定权。

　　如果说，这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获利策略，也许太过刻薄。但不管怎样，经济学学报、专著中的方程、模型越来越多，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却越来越稀薄。倒是不乏经济政策建议，但大量的建议不过是就事论事式的“奉旨对策”。这种结果倒是可以令外行人感到慰藉：即使你确实听不明白经济学家们在说什么，你也不会有什么知识上的损失。

　　如果经济学家想面向现实思考，他就有理由用现实中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我们恐怕无法指望一个人竟然可以单用方程来表达他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见解。市场主体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精确地思考和计算。那样的思考和计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据说，这就叫做科学；经济学家们把这些虚构信以为现实。更糟糕的是，他们要求政府把自己依据虚构的东西所提出的建议，付之现实。

　　假如我们仍然把斯密、门格尔、哈耶克、弗里德曼、凯恩斯称为经济学家，那么，我们就似乎有必要给今天那一群自认为在研究经济学的人另找一个称呼。

　　这些可能是这本书对“经济学家”的一点启示和提醒。（来源：新京报）